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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寧波壽險業發展——基于非正式制度理論分析

作者:止戈聿弓  發布時間:2020年03月29日

2007年,筆者曾從供需理論視角分析撰文《是什么束縛了寧波壽險業的發展?》。2006年至2018年,12年轉瞬已逝,包括壽險業在內的寧波保險業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共生共榮、互促共進。保費規模壯大、保險密度提高、保險深度增加,市場結構優化,產險、壽險保費收入比例從2006年1.03降到2018年的0.91,壽險市場取得一定發展。但與通行的產壽比例(0.33)標準比,與其他4個計劃單列市甚至無錫、佛山等地級市比,寧波壽險業發展與寧波經濟社會發展地位不相適稱,其發展潛力與保險需求亟待開拓深挖。鑒于此,筆者從非正式制度視角分析了寧波壽險發展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的制約因素,同時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一、寧波保險業尤其是壽險業穩步發展

縱向看,10余年來寧波保險業包括壽險業取得了可喜的發展。保險機構成倍增加。2018年末全市共有市級及以上產險機構32家、壽險機構24家,保險資產管理有限公司1家,其中壽險機構家數是2006年的1.18倍。需指出的是,2006年至2014年間,寧波無一家法人保險機構。2015年東海航運保險公司的成立實現了寧波保險法人總部零突破,隨著2016年永誠保險資產管理公司成立,至今寧波保險法人家數達到2家。保費規模數倍增長。2018年全年全市實現保費收入320.6億元,是2006年的5.44倍;其中,人身險保費收入162.1億元,是2006年的6.09倍。賠付支出翻番增多。2018年賠付支出130.1億元,是2006年的6.5倍;其中,人身險賠付支出33.8億元,是2006年的7.35倍。產、壽結構日益優化。2018年產壽保費收入比例為0.91,比2006年(1.03)下降0.12個百分點,2016年壽險保費收入首次超過產險保費收入,產壽比例低于1,壽險市場發展需求獲得釋放。保險密度和深度逐年提升。2018年保險深度2.98%、保險密度3909元/人,分別比2006年提高0.92個百分點、增加3050元。保險創新層出不窮。2016年寧波獲批成為全國首個國家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2018年國內首個政校合作共建的保險研究院揭牌;中國保險博物館正式開館,成為國內保險文化新地標、保險宣傳的前沿陣地和行業交流的重要平臺;全年新推出保險創新項目29個,其中全國首創12個,全省首創4個,保險創新項目總數達160余項。

十余年來,隨著寧波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特別是2018年成功晉級“GDP萬億俱樂部”、人均GDP首次突破2萬美元,寧波保險業尤其是壽險業同時取得一定程度發展。但橫向比,寧波壽險業無論在保費規模、市場結構、深度密度,還是法人機構、產品服務等方面仍存在諸多差距,潛在壽險需求尚未充分釋放出來。 與其他四個計劃單列市和無錫、佛山兩個地級市相比較,寧波GDP和人均GDP分布位列第四和第三,但保險密度、深度、壽險比重位列末位,保費規模倒數第二,壽險法人機構仍是空白。

保險賴以存在的前提和條件是全社會的風險認識程度和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經濟基礎。從寧波實際情況看,經濟社會發達,居民生活富足,但壽險業有效需求不足制約和影響了寧波保險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撇開正式制度因素影響,非正式制度沖突抑或是抑制壽險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說受人們心理、行為、性格、文化、社會等因素影響導致的風險意識缺乏、保險認知偏差,直接制約了壽險業的廣覆蓋和快發展。下文,筆者將借鑒非正式制度相關理論對制約寧波壽險業發展的因素加以說明。

二、非正式制度概念特征及其功能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區分了正式約束(有形制度)和非正式約束(無形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以某種明確的形式被確定下來的一些行為規范,并且由行為人所在的組織進行監督和用強制力保證實施,如各種成文的法律、法規、政策、規章、契約等。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或無數次的博弈中逐步形成的日常慣例、習慣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共有信念、精神狀態、意識形態、社會潛網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或非正式網絡,它約束了人們行為選擇的大部分行為空間,對人們行為產生更為普遍的影響,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礎和有效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楊宇 鄭垂勇,2007)。非正式制度具有自身的基本特征,如形成的自發性、長期性和持續性;實施的非強制性;存在的相對獨立性以及作用的非外顯性等。

作為制度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相互補充,同時對經濟績效產生影響。但人們更多地注意到正式制度對經濟運行的作用,而忽視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事實上,在人類行為的約束體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廣泛的影響。諾斯曾指出,“即使在最發達的經濟中,正式制度安排也只是決定選擇的總約束的一小部分,人們生活的大部分空間仍然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來約束的。我們日常在與他人發生相互作用中時,無論是在家庭,在外部社會關系中,還是在商業活動中,控制結構差不多主要由行為規范、行為準則和習俗來確定的”。康芒斯在其《制度經濟學》中也認為,市場交易乃是社會關系的交換,而風俗習慣是構成一切人類關系的基礎原則。因此,任何一個行為者在進行交易中,都必須遵循沿襲下來的習慣與風俗行事。     三、寧波壽險業有效需求制約因素分析

壽險需求是指在一定的費率水平上,保險消費者從保險市場上愿意并有能力購買的人身保險商品數量表(單)。從購買能力看,寧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較高,有參與保險產品消費的現實可能。但要使潛在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僅有購買能力遠遠不夠,還需購買意愿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方能實現。本文主要從居民風險態度和保險意識、投資理財觀念、行業誠信氛圍等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加以分析。

(一)居民保險意識比較淡薄制約了寧波壽險業的發展。卡尼曼和特維斯基“預期理論”的兩個重要定律是“面臨獲得,人們傾向于‘風險規避’;面臨損失,人們傾向于‘追求風險’。” 這種心理現象對解釋現實中抱有僥幸心理而不愿購買保險的行為很有解釋力。某些傳統觀念和信仰所形成的對自然災害及風險的認識影響了人們對保險這一風險轉移制度安排的正確理解,從而削弱了人們的保險意識。如在一些地區,尤其是農村,以家庭家族為核心、養兒防老等傳統觀念依然根深蒂固。此外,全省宗教場所28個,寧波7個(浙江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網站),占比25%,其中寧波天童寺被日本佛教尊為曹洞宗祖庭;全市城鄉中各類宗教信仰者約占全市總人口的6%(武建強,2007),他們普遍對天災人禍持“宿命論”的觀點,很少考慮通過保險等措施來進行主動防范。盡管這部分群體占比不高,但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自身及受其影響人群的保險需求。

(二)居民投資理財觀念對寧波壽險需求產生了替代效應。寧波人的性格特征可概括為“務實、精明、低調、誠信”。精明的特點嵌入到投資理財中形成獨特的觀念。重視短期回報,希望理財能立竿見影,短期內實現大幅盈利;強調個人意識,相信自己的主觀判斷,不愿意將自己的錢交給別人來管理。而人壽保險中的意外險、健康險大多是消費型險種,而長期人壽保險注重的是長期的保障,并定期將保費上交保險公司,短期見不到回報。寧波居民精明的投資理財觀念對當地壽險需求釋放產生比較大的影響。加之沿海地區經濟發達,投資渠道選擇多,因此削弱了保險產品的購買意愿。即使有購買保險意愿,也傾向選擇去香港購買保險(香港保險業發展與國際接軌,無論在制度,公司,產品,從業人員,監管等各方面都建立起一套成熟完善的運作體系。由于香港保險公司具有廣泛的投資渠道,比起內地保險具有保費低、投資收益高、保障范圍廣等優勢,相比內地類似的險種,香港保單是覆蓋全球醫療資源,而且涵蓋的重大疾病要更多,往往保額更高期限更長,被保險人可最多申請三次預支賠償,頗受高凈值群體青睞。)

(三)行業誠信缺失、形象不佳致使居民對保險認同感低下。“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對于經營風險和信用的保險業來說,誠信更是安身立命之本。不過一直以來,部分保險公司往往以保費規模為導向,銷售誤導、惜賠拖賠、不正當競爭等失信行為屢見不鮮,給整個行業形象和聲譽造成了不良影響。當前,部分中介機構及個人成為保險公司轉移利潤的路徑,一些保險公司為達到違規避稅、套取費用等不法目的,虛掛虛增有名無實的中介人員以虛增成本和支出。銀保銷售渠道、保險代理人等猶存諸多違規。保險監管部門正重拳出擊對此類保險市場亂象加以整治。

四、促進寧波壽險業發展相關對策建議

從上述分析看出,寧波經濟快速發展與居民收入穩步提高為寧波壽險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同時居民保險意識不強與保險行業社會認同度低抑制了壽險潛在需求向有效需求的轉化。對此,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強化宣傳普及,增強居民風險認知和參保意識。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正面宣傳和引導作用,在寧波電視臺、寧波廣播電臺、寧波日報開設專門的保險頻道或節目欄目,特別是要發揮好中國保險博物館平臺功能作用,強化居民保險知識普及和行業人員教育培訓,在全社會形成學保險、懂保險、用保險的氛圍。加強大中小學、職業院校學生風險管理與保險意識教育。整合保險監管部門、行業協會、學會、高等院校及保險企業宣傳力量,推進保險知識進學校、進社區、進農村、進機關、進企業“五進”活動,提高保險知識普及覆蓋面和滲透度。

(二)優化主體供給,創新開發適應寧波居民需求的壽險產品。壽險需求并非剛性需求,而是需要被“喚醒”的潛在需求(源自人們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很少有人會主動購買,因此需要保險公司在供給側的強力推動。對寧波而言,當務之急是加快引進外資壽險公司和籌建設立本地壽險法人機構,堅持需求引領推動供給創新,引導保險公司借鑒香港或國際知名壽險機構經驗,結合沿海地區居民生活水平較高特點,在確定合理保險責任范圍和保險費率前提下,適當增加保障額度,開發具備資產保值增值、財富傳承等不同功能的創新型產品,滿足當地高凈值群體的保險需求。

(三)加強誠信建設,營造壽險業良好發展環境。建立保險誠信建設的長效機制,需要監管部門、行業自身、新聞媒體、社會公眾等多方參與,共同努力。保險公司要把誠信經營貫穿于整個經營管理全過程,建立有利于誠信經營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監管部門要加大對失信行為的懲處力度,重點打擊各種夸大保險收益、混淆保險與理財界限、甚至弄虛作假欺騙保險消費者等違法違規行為;建立保險信用評價體系,委托權威的第三方評級機構,對保險公司信用風險進行評級,確定不同市場主體的信用等級;通過新聞媒體、互聯網等多種形式定期公開財務數據、償付能力、資信狀況、行政處罰、信訪投訴等情況,提高保險信息透明度,減少保險公司與社會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誠實守信成為保險機構、從業人員和保險消費者的自覺行為規范,夯實保險業改革創新發展的信用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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